刀锋（王纪卿译版）后续+完结

男女主角分别是埃略特布尔的女频言情小说《刀锋（王纪卿译版）后续+完结》，由网络作家“[英]毛姆著，王纪卿译”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1我以往动笔写小说，从未如此犹疑不定。我将本书称为小说，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名字称呼它。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也不会以死亡或婚姻来收场。一死百了，死亡总是故事的大结局，而婚姻也能使故事圆满收官。老于世故的人昧于事理，才会瞧不起传统上所谓的大团圆结尾。老百姓自有健全的本能，认为有了这样的结局，该交代的就都交代了。男性和女性，不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终于得以聚首，便实现了他们传宗接代的生物功能与兴趣。可是我会让读者悬于半空。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男人的回忆，我跟他总是时隔很久才会有一次近距离接触，在分手期间，我对他的遭遇知之甚少。当然，我发挥一下想象力，便足以合乎情理地填补空白，使我的叙述连贯一致；但我不愿这么做。我只想记下从亲见亲闻中了解的情...

《刀锋（王纪卿译版）后续+完结》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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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往动笔写小说，从未如此犹疑不定。我将本书称为小说，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名字称呼它。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也不会以死亡或婚姻来收场。一死百了，死亡总是故事的大结局，而婚姻也能使故事圆满收官。老于世故的人昧于事理，才会瞧不起传统上所谓的大团圆结尾。老百姓自有健全的本能，认为有了这样的结局，该交代的就都交代了。男性和女性，不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终于得以聚首，便实现了他们传宗接代的生物功能与兴趣。可是我会让读者悬于半空。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男人的回忆，我跟他总是时隔很久才会有一次近距离接触，在分手期间，我对他的遭遇知之甚少。当然，我发挥一下想象力，便足以合乎情理地填补空白，使我的叙述连贯一致；但我不愿这么做。我只想记下从亲见亲闻中了解的情况。
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取名《月亮与六便士》。那本书我写的是著名画家保罗•高更，我利用小说家的特权，设计许多情节，来描绘我创作的这个人物。创作的依据，只是我对那位法国艺术家生平事迹的少许了解提供给我的联想。写这本书我却不愿如法炮制。我不会做任何虚构。为了避免在世者感到难堪，我为在这个故事里扮演角色的人自行设计了姓名，我还另外花了心思，确保没人能识别他们的真面目。我写的这个人没什么名气。他很可能永远都寂寂无名。也许在他行将就木时，他的尘世之旅所留下的痕迹，不会多于投石于河水时在水面留下的涟漪。所以我这本书，如果终究有人读的话，只是因为它可能拥有一些内在的趣味。也有可能，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性格中异乎寻常的力量与美好，会对他的同胞施加不断增强的影响，使得大家在他辞世许久以后，或许会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出过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到那时，我在此书中写的是谁，就会大白于世，那些想对他早年生活至少有所了解的人，就可以从此书中多少得遂所愿了。我想我这本书，在其得到公认的范围内，对我朋友的传记作者而言，会是用得上的资料。
我不想哄骗读者，说我记录的对话，可以当作逐字逐句的实录。我从不记录人们在这个场合或那个场合说了些什么，但只要谈话与我有关，我的记忆力是可靠的，虽然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这些交谈，但我相信表达的意思不会走样。我刚说过我不做任何虚构，现在我想把这个声明改一改。我采取了自希罗多德时代以来的历史学家惯用的擅自主张，把我本人没有亲耳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讲话，通过故事中那些人物之口说出来。我这么做的理由，跟历史学家一样，都是为了活跃场景，使之逼真。那些交谈，如果只是记流水账一般转述出来，可读性就差了。我希望自己的书写出来有人读，我想，设法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是站得住脚的。聪明的读者自有慧眼，很容易看出我在何处用了这种手法，并且完全可以弃之不顾。
我动笔写这本书时忐忑不安，另有一个原因，即我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美国人。了解人是很难的事情，我认为除了本国同胞以外，所有人都是无法真正了解的。男男女女不仅仅是他们本身，还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地域，是他们在其中蹒跚学步的那座城市公寓或那个农场，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所玩的游戏，是他们偶然听老太太讲过的故事，是他们所吃的食物，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是他们阅读的诗章，是他们信仰的神灵。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现在这样，而这一切不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就能了解，你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懂得。你只有变成他们本身才能懂得。由于你只能通过观察才能认识不同国度的人，所以你很难在书页之间可靠地将他们描写出来。就连亨利·詹姆斯那么眼光敏锐、心细如发的观察家，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之久，也未能创作出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英国人。至于我自己，除了几篇短篇小说外，从未试图描写本国同胞以外的人。我在短篇小说中冒险逾越雷池，是因为在短篇小说里处理人物时可以粗放一些。你给读者画个大致的轮廓，让他们去填充细部。有人会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成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将本书中的人物如法炮制呢？回答很简单：我办不到。我一改，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不敢冒称他们是美国人自己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眼中所见的美国人。我没有试图重现他们讲话的特色。英国作家试图重现美国人讲话特色时造成的乱像，跟美国作家试图重现英国人所讲的英语时造成的乱像是旗鼓相当的。俚语是个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写的英国故事里老是使用俚语，但从来不如英国人用得那么地道，所以他非但没有取得追求的对话效果，还动不动就令英国读者受到难过的惊吓。


在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着手翻译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刀锋》（The Razors Edge），而我听说他的另一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的译本正在全国畅销，其第三部代表作《人生的枷锁》中译本也卖得不错。毛姆的长篇小说在中国走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在世时，就以作品首屈一指的畅销而令其他作家妒忌得眼红，因为他是享有“莎士比亚之后第一人”盛誉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因为世人认为“只有英国作家萧伯纳可以与之比肩”，因为他是一条“趴在百万畅销量之上的老鳄鱼”。在中国，毛姆作品受到欢迎的还不止是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就在我翻译《刀锋》的过程中，也再一次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捧，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可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媲美，因为毛姆在20世纪的英国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我所知，尽管《月亮与六便士》的中译本早已问世于我国，但毛姆作品中译文的大量出版，是在我国文化政策较为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那时随着一大批毛姆作品中译本上市，读书界形成了一股毛姆热。作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作家，毛姆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如今在我国出现第二波毛姆热，其中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就是《每日电讯》报资深记者赛琳娜·黑斯廷斯所著的《毛姆传》中译本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隆重登场。
这部传记告诉我们，毛姆在文学史上有三个令人嫉恨的优势，很多同行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一生太富有、太多产、太畅销，而他不懂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却要“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所以他很难在学院里找到“一流的位子”，庙堂中人企图把他贴上“通俗作家”的标签，将之压制于江湖之中，不让他跳跃龙门。不料文学之乡法兰西却对他青睐有加，给他以莫泊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的评价，所以到了1952年，他本国的牛津大学不得不给这位颇以“通俗作家”为荣的作家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而在1954年毛姆八十寿诞的时候，英国人又授予他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
毛姆本人在私生活中的离经叛道，也使英国的正统社会将他视为异类，而在法国，他的人生却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特德·摩根，另一本《毛姆传》的作者，对毛姆评述道：“毛姆是下述一切的总和：孤僻的孩子，医学院的学生，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伦敦西区的成功戏剧家，英国社会名流，一战时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同性恋者，跟有夫之妇私通的有妇之夫，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二战时的宣传家，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其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
部分是由于毛姆的上述形象，尽管他在生前终于得到了本国文坛的承认，但英国的精英未必喜欢他，因为英国文坛的承认，是被毛姆名声在外所逼迫的。他们有理由认为，毛姆的作品不够庄重，不够典雅。那么，在那些不在乎庄重与典雅的普罗大众眼里，毛姆是否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呢？非也。尽管毛姆以“通俗作家”而自豪，普罗大众却未必对他着迷，因为他那辛辣犀利的嘲讽和俏皮的幽默还不够浅显不够滑稽，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通俗还“悬在半空之中”，无法令普罗大众捧腹。那么，是什么人为毛姆而狂热呢？应该是中产阶级人士。靠着自身打拼而成功的颇有见识的中产阶级，以其天然的秉性而言，是会觉得毛姆很对脾胃的。中产阶级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对宗教的追问，对善恶的吹毛求疵，对情欲和爱情的怀疑，对风俗的喜爱和尊重，以及对贪生怕死的悲悯。毛姆的这些特点，比较集中地反映于《刀锋》中的主人公莱雷身上，部分地反映于男配角艾略特身上。莱雷对人生真谛的求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姆本人的灵魂之影，所以文学评论界将《刀锋》定位为毛姆的代表作。
毛姆的写作手法，也具有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很多作家写人性，借助于情节的起伏和高潮，借助于描写的煽情和催泪，或者借助于对白的雄辩与剖析，例如法国的雨果，例如奥地利的茨威格。但毛姆是不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英国作家，因此他更像莎士比亚，更像狄更斯，更像萧伯纳，而他在法国作家群里更喜欢莫泊桑，所以尽管他写的是人性，是对道德的探讨，对人性的追问，但他不是咄咄逼人的，他的笔锋是冷静的，他将终极的思考、追问和怀疑，散布于人物的故事中，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其中的冷静和俏皮，犹如一道精致的美餐，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欣赏理智和冷幽默的中产阶级人群。所以，站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节点展望一下，我们可以相信，在中产阶层日益崛起壮大的中国社会，可能会出现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毛姆读者群。
毛姆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一种现实，是一种推测，也是一个历史的种因。毛姆喜欢中国。在他于1920年访问中国之前，他对中国是好奇的，在他访问中国之后，他对中国有了感情，但好奇之心依然没有冷却，就像毛姆在《刀锋》中所说的，尽管他见过许多大世面，但他对主人公莱雷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东方文明的魅力，东方人民的身影，始终出现在他的笔下。莱雷对印度文化的体验，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在《刀锋》的故事中始终是一种魅力。书中对轮回和得道的探讨，更能拉近和东方读者精神上的距离。毛姆与东方包括中国的渊源，是其作品在中国再掀热潮的一个潜在因素。
毛姆生于1874年1月25日，卒于1965年12月26日，享年九十一岁。作为一位英国作家，他出生于巴黎，逝世于法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他对法国感情颇深，说明法国文明特别是文学艺术对他的滋养。我们从《刀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巴黎和里维埃拉等法国城市的描写信手拈来，有枝有叶，令人读来情趣盎然，正是因为他有法国的生活与情感经历作为基础。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基本结束，我们无法看到他对战后欧美社会的描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译者囿于水平，译文中难免错讹之存在，亦或有未能圆满反映原作精神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俾改正后交付再版，在此先致谢忱。译者通联方式为QQ号7000901，及电子邮箱7000901@qq.com。
王纪卿
2016年3月14日
于长沙望月湖畔听雨轩
剃刀锋利，越之不易；
智者有云，得渡人稀。
——迦陀奥义书


如果我让读者觉得埃略特·坦普尔顿是个卑鄙小人，那就是我对他不公了。
首先，他是法国人所谓的serviable，就我所知，英语中没有一个词与它的意思完全相当。辞典告诉我，英语的serviceable，作“对人有益”、“乐于助人”和“好心”解时，是过时的用法。埃略特正是这样的人。他为人慷慨，虽然他在入世之初，给熟人大量赠花、送糖、派礼，无疑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是，当已经不需要再送的时候，他还在这么做。赠与给他带来愉快。他很好客。他的大厨可以跟巴黎的任何厨师媲美，在他的餐桌上，保准会给你上当季最早的时鲜。他的葡萄酒表明他是个品酒的行家。不错，他挑选宾客时最看重其社会地位，意气是否相投是次要的标准，但他会留心至少邀请一两位具有娱乐能力的宾客，所以他的聚会几乎总是令人开心的。人们背地里嘲笑他，说他是下流的势利鬼，却照旧欣然接受他的邀请。他的法语讲得流利正确，腔调无可挑剔。他煞费苦心地学习英国人如何讲英语，想要从他的讲话中不时听出一点美国调子，你的耳朵要非常灵才行。只要你不跟他谈起有关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话题，他就非常健谈。但即便是谈到那些权贵，既然他的地位现已巩固，他也会容许自己妙舌如花，在你跟他单独交谈时，他就更加没有顾忌了。他有一根快活的毒舌，而有关这些显贵要人的丑闻，无不钻进他的耳中。我从他那里得知谁是某王妃最小那个孩子的父亲，谁是某侯爵的情妇。我相信，就连马塞尔·普劳斯特掌握的贵族秘闻，也多不过埃略特·坦普尔顿的知识。
我在巴黎居留期间，我们常常共进午餐，有时在他的公寓，有时去餐馆。我爱逛古玩店，偶尔买件古玩，更多的时候只是观看，而埃略特总是兴致勃勃地陪我去。他懂行，并且真爱艺术品。我觉得他熟悉巴黎的每一家古玩店，而且和老板混得很熟。他热衷于讨价还价，我们出门时他老是对我说：
“你看上了什么，不要自己去买。只要给我暗示一下，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办。”
当他以开价的一半为我买到想买的东西时，他会兴高采烈。看他和卖家讨价还价是一种享受。他会争辩，劝诱，发火，要卖家讲讲良心，嘲笑卖家，指出那件东西的毛病，威胁说不再踏进这家店门，叹气，耸肩，训话，皱起眉头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当他最终砍价成功时，他会伤心地摇头，仿佛他乖乖认输了。接着他会用英语对我耳语：
“买下吧。比这价钱再高一倍，也算便宜。”
埃略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教徒。他到巴黎没住多久就认识了一位法国神父，此人因为劝说不信教的人和异教徒皈依教会而闻名。这位神父是个宴会狂，并且机智过人。他只为有钱人和贵族服务。不可避免地，埃略特会被此人吸引。此人虽然出身卑微，却能成为那些门禁最严府邸中的座上宾。埃略特曾向新近接受这位神父劝告皈依天主教的一位美国阔太太透露，虽然他的家族总是信奉圣公会，但他早就对天主教会感兴趣了。一天晚上，美国阔太太请埃略特在餐桌上会见了这位神父，就他们三人在场，神父谈笑风生。埃略特的女主人把谈话转向天主教的教义，神父讲得虔诚，但没有卖弄学问。他虽然身为神职人员，但他是作为尘世一员对尘世另一员讲话。埃略特荣幸地发现，神父对他的一切无所不知。
“范杜木公爵夫人前几天还谈到你。她告诉我，她认为你智力非凡。”
埃略特高兴得脸红了。他经人引领见过那位殿下，但他绝没有料到，殿下竟然没有把他立即忘掉。神父谈到信仰，讲得既聪明又和气；他思想开明，观点新潮，胸怀宽容。听他一席话，埃略特觉得教会就像一家高级会所，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是非加入其中不可的。半年后他被接纳到其中了。他的转变，加上他对天主教慈善事业捐赠时表现出来的慷慨，为他打开了过去对他关闭的几扇大门。
他放弃祖辈的信仰，可能怀有不纯的动机，但他改教后的虔敬是无可置疑的。他每个星期日都去上流人常去的教堂做弥撒，按时去忏悔，并定期访问罗马。终于，他的虔诚得到奖赏，他当上了罗马教皇内侍，而他执行公务的勤勉尽职也得到了奖赏，他可能是获得了圣墓神职。他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的事业，事实上跟他作为homme du monde即俗人的事业一样，取得了同等的成功。
我常问自己，是什么导致如此聪明、如此善良、如此有教养的一个男人被势利迷住心窍呢？他不是暴发户。他的父亲在南方一所大学当过校长，他的祖父是个有点身份的牧师。埃略特那么聪明，不会看不出许多接受他邀请的人，之所以应邀前来，只是为了吃免费餐，而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很笨，有些人毫无价值。他们响亮头衔的魅力使他看不见他们的缺陷。我只能猜想，跟这些古老世家的绅士混得很熟，成为其夫人的忠实侍从，给了他一种绝不会厌烦的成就感；我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激情的浪漫主义，致使他在羸弱瘦小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了曾经跟随圣路易前往圣地的十字军骑士的影子，在那些猎狐时大呼小叫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了曾经跟随亨利八世奔赴金布之域的祖先的身影。待在这样的人身边，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辽远而英武的过去。我想，在他翻阅《哥达年鉴》时，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令他回忆起古老的战争，历史性的攻城略地，著名的决斗，外交的谋略，以及国王的风流韵事，这时候，他的心跳便会加快。总之这就是埃略特·坦普尔顿。


1919年，我前往远东，碰巧路过芝加哥，由于和这个故事无关的原因，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当时我刚出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成为一时的新闻，所以我刚到达，就接受了采访。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响铃了。我接了电话。
“我是埃略特·坦普尔顿。”
“埃略特？我以为你在巴黎呢。”
“没啦。我来看妹妹呀。我们想请你今天过来跟我们共进午餐。”
“我很乐意。”
他约定了时间，给了我地址。
我认识埃略特·坦普尔顿已有十五年。他此时已年近六十，高个头，风度翩翩，面目清癯，一头浓密的卷发有些花白，益显其容貌出众。他一向穿着讲究。他在查维特专卖店购买服饰用品，但套装和鞋帽却在伦敦购买。他在巴黎时髦的圣纪尧姆街上的左岸有一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个商人，但这是他非常痛恨的指责。他有品位有学识，他愿意承认，在过去的岁月里，当他刚在巴黎定居时，他给那些想买画的富有收藏家出过主意；当他通过社会关系听到一些英国或法国的没落贵族有意于卖掉一幅品质一流的好画时，他很乐意让其接触美国博物馆的主管，他碰巧认识那些人，他们正在关注着某某大师的这样一幅代表作。法国有许多世家，英国也有一些，处境迫使他们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转让布尔的一幅签名作，或齐本德尔本人亲手做的写字台，所以他们乐意认识一个文化素养深厚并且举止文雅的人，指望他能够慎重地把事情办好。人们自然会认为埃略特从交易中捞到了油水，但良好的教养使他们不会说出口。刻薄的人断言他公寓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代售品，在他邀请美国富人共进午餐，进食丰盛佳肴，喝过名酒佳酿之后，他那些贵重的名画，有一两幅就会不见了，或者会有一张精工镶嵌的抽屉小柜被一张涂漆的柜子所取代。如果有人问他某件物事为何不见了，他会有鼻子有眼地解释说，那东西还不够他的品位，他用品质高得多的东西把它换掉了。他还补充说，老是看着同样的东西会感到腻味。
“Nous autres americains，”他先讲法语后讲英语，“我们美国人，喜欢变花样，这既是弱点又是长处。”
巴黎有些美国太太，声称了解他的底细，说他家很穷，他能过上现在这种生活，只是因为他非常精明。我不知他有多少钱，但他那位身为公爵的房东肯定会叫他为公寓付一大笔钱，而且那套公寓里都是值钱的家具和装饰。墙上挂的是伟大的法国大师的画作，有华托的，弗拉戈纳尔的，克洛德·洛兰的，等等；奥布松地毯在镶木地板上展示它们的美丽；客厅里有路易十五式的套件，有非常优雅的图案，所以正如他所说的，很可能一度属于蓬巴杜夫人。总之他不用努力挣钱，就足以按照他认为适合于绅士的那种方式生活，至于他在过去靠什么手段能够做到这样，如果你不想跟他断交，就最好明智一点，不要跟他提起这件事。于是他没有物质上的忧虑，一心一意投入生活中的主要志趣，也就是社会关系。他在法国和英国和穷酸贵族建立的业务关系，巩固了他年轻时拿着给要人的介绍信初来欧洲时所取得的立足之地。他的出身吸引了他持介绍信来投奔的美国名媛，因为他出自一个弗吉尼亚的世家，通过母系追溯他的血统，源于《独立宣言》的一位签署者。他很受眷顾，开朗，舞跳得好，枪打得准，网球也拿手。他是所有派对上的亮点。他到处献花，赠送昂贵的巧克力盒。他很少宴请宾客，一旦宴请，必定独具一格，令人开心。这些阔太太被他领到苏荷区的风流文人餐馆或拉丁区的小酒馆，觉得很受用。他总是准备给人帮忙，只要你有求于他，不论多么麻烦，他都乐意去做。他不厌其烦地讨得上了年岁的女人的欢心，很快他就成了许多显贵门第的ami de la maison，即家庭宠物。他极度和蔼；如果有人爽约了，你在最后一刻才邀请他，他也从不介意。你可以把他安排到一位非常无趣的老太太身边，指望他竭尽所能来令她着迷，令她开心。
他定居于巴黎，却总是在早秋前往伦敦，投入到社交季节的尾声之中，并到乡间住宅走访一圈。在两三年内，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年轻人能够认识的每一个人。那些最初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发现他的熟人圈子拓展得那么广，都很吃惊。她们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她们很高兴看到自己栽培的年轻人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另方面，她们有点恼火，因为这年轻人竟然跟她们自己还只有泛泛之交的那些人打得火热了。虽然他对这些太太仍然很礼貌，仍然很殷勤，但她们不安地意识到，他把自己当成了社会上的进身之阶。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他是个恬不知耻的势利鬼。为了能够受邀参加一个他想出席的派对，为了跟某个名气很大、性情执拗的老寡妇建立关系，任何侮辱他都能承受，碰多大的钉子他都不怕，再粗鲁的待遇他也能囫囵吞下。他是不屈不挠的。一旦他盯上了猎物，他就会非常执着地猎捕，就像植物学家，为了找到一株格外珍稀的兰花，不怕面对洪水、地震、热病和敌对的土著。1914年的战争给了他大功告成的机会。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野战救护队，先在佛兰德斯，后在阿尔贡服务；一年后他回来了，扣眼上别着红绶带，在巴黎红十字会有了一席之地。这时他已很富有，他对显贵们赞助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他总是以高雅的品味和组织才能，协助所有广泛宣传的慈善活动。他加入了巴黎两家入会条件最苛刻的会所。在法国最高贵的女士嘴里，他是ce cher Elliot,，即“好人埃略特”。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那天晚上我去滨湖路的一幢石头大楼赴宴。那房子看上去好像建筑师原想把它盖成一座中世纪城堡，中途变了主意，决定把它改建为瑞士的山地农舍。这是一个盛大的聚会，当我走进宽敞豪华的客厅时，发现其中布置有塑像、棕榈、枝形吊灯、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以及铺了厚软垫的家具。我很高兴地看到至少有几个我认识的人在场。亨利·马图林把我介绍给他那瘦小、糊涂、脆弱的妻子。我向布莱德雷夫人和伊莎贝尔问了好。伊莎贝尔穿一身红绸子礼服，跟她的一头黑发和神采奕奕的淡褐色眼睛很相配，所以她显得很漂亮。她似乎兴致很高，谁也不会想到她刚刚有过烦心的经历。她跟围在她身边的两三个小伙子欢快地交谈，格雷就是其中之一。进餐时我和她不同桌，我看不见她，但后来，在我们男人慢吞吞没完没了地喝了咖啡、饮了烈酒、抽了雪茄过后重又回到客厅时，我有了和她说话的机会。我对她了解太少，没法直接谈论埃略特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但我有个我认为她会爱听的话题可谈。
“早两天我在会所见到你那位小伙子了。”我漫不经心地说。
“哦？是吗？”
她的口气和我一样漫不经心，但我察觉到她立刻警觉了。她的眼睛里有了提防的神色，我认为自己从中看出了一些不安。
“他当时在图书馆看书。他的专注力使我印象很深。我10点刚过进去时他在看书，我在午餐后回去时他还在看书，我出门吃晚餐时再次拐进去时他仍在看书。我想差不多十来个钟头他都没有离开椅子。”
“他看的是什么书？”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
她垂着头，使我无法知道我的话对她有何影响，但我觉得她既困惑又放了心。这时主人找我去打桥牌，散场时伊莎贝尔和她母亲都已经走了。
10
两天后我去向布莱德雷夫人和埃略特告别。我看到他们坐着喝茶。我到后不久，伊莎贝尔也进来了。我们谈了谈我即将开始的旅行。我感谢他们在我居留芝加哥期间对我的友好款待，当我觉得该离开的时候到了，便起身告辞。
“我送你到药店那儿，”伊莎贝尔说，“我刚记起我要买一样东西。”
布莱德雷夫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次你见到亲爱的玛格丽特皇后时，一定要代我问候她，好吗？”
我没有再次声明我并不认识那个令人敬畏的女人，而是满口答应说我一定会办到。
我们走上大街之后，伊莎贝尔含笑斜睨了我一眼，问道：“你能喝冰激凌汽水吗？”
“可以试试。”我谨慎地回答。
在我们到达药店之前，伊莎贝尔没有再说话，而我无话可讲，也沉默着。我们走进店里，坐在桌边铁丝网靠背和扭铁丝腿的椅子上。这种椅子坐着很不舒服。我要了两份冰激凌汽水。有几个人在柜台那边买东西；两三对男女坐在别的桌子旁，但他们忙着谈他们自己的事情。从各方面看来，我们是单独相处。伊莎贝尔装出满足的神态，用一根长秸秆吸汽水，我点起一根香烟等着。我觉得她很紧张。
“我想跟你谈谈。”她突如其来地说。
我笑着回答：“我猜到了。”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阵，说道：“前天夜里在萨特兹韦特家，你为什么讲关于莱雷的那些话？”
“我觉得你会感兴趣。我忽然想到你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他关于闲荡的想法是怎么回事。”
“埃略特舅舅太多舌啦。当他说他要到布莱克斯顿去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要知道，我们认识好多年了。谈论别人的事情能给他许多乐趣。”
“正是。”她笑了，但笑容只是昙花一现。她盯着我，眼神很严肃，接着说：“你觉得莱雷怎么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他似乎是个很好的孩子。”
“就这么多吗？”
她声音里带着忧伤。
“不，不能说就这么多。我很难说；你知道，我对他了解得很少。当然，他有魅力。他谦虚，友好，文雅，非常打动人。他这么年轻，却很沉着。他跟我在这里遇见的其他男孩都不大一样。”
当我如此摸索着把我自己脑子里并不明晰的印象组织成语言说出来的时候，伊莎贝尔专注地望着我。我讲完之后，她轻轻叹了口气，如释重负，接着对我迷人而近乎顽皮地一笑。
“埃略特舅舅说，他往往为你的观察力感到惊奇。他说很少有什么事情能逃过你的法眼，不过你作为作家的巨大资本就是你的判断力。”
“我能想到一种更有价值的品质，”我冷冷地回答，“例如天才。”
“你知道，我没有人可以谈论这些。妈妈只能以她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她希望我的将来有保障。”
“那很自然，对吧？”
“而埃略特舅舅只从社会角度看问题。我自己的朋友，我是指我的同代人，认为莱雷是个失败者。这太叫人伤心了。”
“当然。”
“他们并不是对他不好。谁都会不由自主地对莱雷好。可他们把他当作笑料。他们总是拿他打趣，而他似乎不在乎，这就使他们恼火了。他只是笑。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
“我只知道埃略特告诉我的那一些。”
“我可以把我们去马文时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吗？”
“当然可以。”
我现在复述伊莎贝尔的叙述，部分依据自己对她当时说话的记忆，部分借助于我的想象。但她跟莱雷之间的一番交谈很长，我可以肯定，他们所说的话，比我现在打算重述的要多得多。我认为，就跟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一样，他们不仅会说很多不相干的话，还会把同一件事说了一遍又一遍。
伊莎贝尔醒来后，看到天气晴朗，便打电话给莱雷，告诉他，母亲要她去马文为她办点事，请莱雷开车送她去。除了她母亲叫尤金装进篮子里的那一暖水瓶咖啡以外，她为防不足，添加了一暖水瓶的马天尼酒。莱雷的跑车是刚到手的，他很为这辆车自豪。他喜欢开快车，他开车的速度使两人都很兴奋。他们到达后，伊莎贝尔量了待换的窗帘，莱雷记下尺寸。接着他们把午餐摆在门廊里。门廊四面挡风，而深秋初冬季节的阳光令沐浴者感到舒畅。那所房子建在一条土路边，没有新英格兰老木屋的雅致，你要说它的好话，最多只能说它宽敞，住着舒服。但是从门廊里你可以看到一片悦人的景色，一座盖了黑屋顶的红色大谷仓，一片古老的树林，林子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棕色田野。这风景是单调的，但岁末的阳光和热烈的色彩在当天赋予它一种亲切的美。开阔地里有一种愉悦伸展在你眼前。它在冬日一定是寒冷、阴沉、荒凉的，在三伏天则必然是干燥、炙灼而闷热的，惟有在这一天它却不可思议地令人兴奋，因为无垠的风景在召唤灵魂去冒险。
他们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一样享受午餐，他俩在一起感到幸福，伊莎贝尔倒咖啡，莱雷点燃烟斗。
“现在直说吧，亲爱的。”莱雷说这话时，眼里现出顽皮的微笑。
伊莎贝尔吃了一惊。
“直说什么？”她问道，脸上尽可能装出无知的表情。
莱雷嘿嘿一笑，说道：“你要把我当十足的傻瓜吗，亲爱的？要是你母亲对客厅窗户的
尺寸不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就吃掉我这顶帽子。你要我开车把你送到这里不是为这事。”
伊莎贝尔恢复了镇静，对他嫣然一笑，说：“也可能是我觉得我俩单独在一起度过一天会很有意思。”
“有可能，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猜想，埃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们，我推辞了亨利·马图林的聘请。”
他说得快活而轻松，伊莎贝尔发现以同样的语气谈下去倒也方便。
“格雷一定失望极了。他觉得有你和他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迟早你得沉下心来工作，闲得越久就越不想工作。”
莱雷抽着烟斗，看着伊莎贝尔，温柔地笑着，所以伊莎贝尔弄不清楚他是当真还是开玩笑。
“你可知道，我有个想法，我这一生想做更多的事情，不想卖卖债券了事。”
“那很好啊。进律师事务所，或者学医。”
“不，那些我也不想干。”
“那你想干什么？”
“闲荡。”
“莱雷，别开玩笑。这是正经不过的事情！”
伊莎贝尔声音发颤，眼里噙满泪水。
“别哭嘛，亲爱的。我不想让你伤心。”
莱雷走过去，坐在伊莎贝尔身旁，搂住她。莱雷的声音里有一种使她心碎的温柔，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但她擦干眼睛，露出勉强的微笑，说：“你说不想让我伤心，说的倒轻巧。可你就是让我伤心了。你知道，我爱你。”
“我也爱你，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挣开莱雷的臂膀，抽出身子，说道：“让我们都明智一些。男人总得工作，莱雷。这关系到自尊。这是个年轻的国家，男人有义务参加国家活动。早两天亨利·马图林还在说，我们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会使过去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他看不出我们的发展会有止境，他相信到150年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伟大的国家。你不认为这极为令人振奋吗？”
“极为振奋。”
“年轻人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机会。我原以为你会自豪地参加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这是多么美妙的奇遇！”
莱雷轻快地笑了，说道：“我敢说你是对的。阿莫和斯威夫特会制造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麦考密克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将要出厂更多更好的小汽车。人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为什么不呢？”
“正如你说的，为什么呢？金钱恰巧引不起我的兴趣。”
伊莎贝尔咯咯地笑着说：“亲爱的，别说傻话了。人没有钱就不能生活。”
“我有一点钱。这就使我可能干我想干的事情。”
“闲荡？”
“是的。”莱雷笑着回答。
“莱雷，你真叫我为难！”伊莎贝尔叹息着说。
“对不起。要是我有法子，我不会为难你。”
“你有法子。”
莱雷摇摇头。他沉默片刻，陷入深思。当他终于开口时，说的话使伊莎贝尔大吃一惊。
“人死了以后，那僵死的模样真是可怕！”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伊莎贝尔焦急地问。
“就是那个意思。”他对伊莎贝尔报以伤心的一笑，“当你一个人在空中飞行时，你会有很多时间思考。你会有奇怪的想法。”
“什么样的想法？”
“模糊的，”他笑着说，“支离破碎的，混乱的。”
伊莎贝尔对此思索了一阵，又说：“如果有了工作，这些想法就会理出头绪了，而你也就神志清醒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想到了这一点。我起过一个念头，我可以去当木匠，或者修汽车。”
“噢，莱雷，人们会以为你疯了！”
“那很重要吗？”
“对我而言，是的。”
沉默再一次落到他们头上。这次是伊莎贝尔打破沉默。
她叹了一口气，说：“你和去法国以前的那个你大不相同啦。”
“那不奇怪。当时我遇到很多事情，你懂的。”
“例如？”
“哦，就是偶然发生的普通事件。我在陆军航空兵团最好的朋友因为救我而被打死了。我无法轻易地忘掉此事。”
“给我说说，莱雷。”
他看着伊莎贝尔，眼里含着深切的悲痛。
“我不愿谈这个。这毕竟只是一件平常事。”
伊莎贝尔生性容易动情，她眼里又噙着泪水。
“你不快活吗，亲爱的？”
“不，”莱雷笑着回答，“唯一令我不快活的事情，就是我弄得你不快活。”他握住伊莎贝尔的手，伊莎贝尔触到他那只紧握着自己的坚定有力的手，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友好，一种非常亲密的挚爱，致使她不得不咬住嘴唇，以免自己哭出来。“我认为在我对事情有了定见之前，我是找不到安宁的。”莱雷严肃地说。他迟疑了片刻，又说：“这很难用语言表达。在想说出来的那一刻，你会感到窘迫。你会对自己说：‘我是谁？为什么要为这事、那事和另一件事伤脑筋？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个自高自大一本正经的人。循着常轨行走，顺其自然，不是更好一些吗？’接着你想到一个伙伴，他一个小时前还是生龙活虎，嬉笑开心，而现在却躺在那里死了；这真是太残酷了，太没有意义了。你很难不问自己：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有没有任何意义，它究竟是不是盲目命运的一个悲剧性错误？”
当莱雷用他那极为悦耳的声音讲话时，他时而停顿，好像他在勉强自己来讲他宁可不讲的事情，而又以这般极度痛苦的真诚讲了出来，那么听者是不可能不为之感动的。有一阵子，伊莎贝尔不敢让自己讲话。
“如果你离开一小会儿，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呢？”
伊莎贝尔心情沉郁地提出这个问题。莱雷过了很长时间才回答：“我想是这样。你不想去理会舆论，但这不容易。如果舆论是敌对的，它会在你心里引发敌对情绪，扰乱你的心境。”
“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唉，为了你呀。”
“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亲爱的。如今在你的生活中就没有我的地位。”
“这是不是说你不再想和我保持婚约了？”莱雷问道。
伊莎贝尔颤抖的嘴唇挤出一丝笑容，说：“不，傻瓜！这是说我准备等你。”
“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
“没关系。也可能要不了那么久。你想去哪儿？”
莱雷热切地看着她，好像努力要看到她内心最深处。她轻松地笑着，以隐藏她那深沉
的悲痛。
“嗯，我想先去巴黎。那里我没有熟人。不会有人干扰我。我以前去过几次巴黎休假。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在那里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事情会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个有趣的地方，它给你一种感觉，在那里你能毫无阻碍地彻底整理你的想法。在那里我想我也许能够看到自己前方的路。”
“要是看不到，你会怎么办？”
莱雷轻笑一声，说道：“那时候我会回过头来依赖于美国人的常识，知其不可而不为，返回芝加哥，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
那情景对伊莎贝尔影响太深，她对我讲述时难免动情，她讲完后可怜兮兮地望着我，问道：“你认为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做了你唯一能做的事情，但我更觉得你心肠极好，极为慷慨，极能体谅人。”
“我爱他，我想使他快乐。要知道，从某方面来说，他出走我并不遗憾。我想让他脱离这种敌意的氛围，不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别人说他永远没出息的时候，我不能责备人家；我为此而恨他们，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恐惧，担心他们说得对。可别说我能体谅人。我还没有开始理解他的追求。”
“也许你是用你的心而非以理智去理解他的，”我笑道，“你干吗不马上嫁给他，和他一块去巴黎？”
伊莎贝尔眼里飘过一抹笑影。
“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我不能那样做。你知道，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的确认为他离开时最好还是不要带着我。如果尼尔森博士所言不虚，莱雷仍然余惊未消，那么新环境、新兴趣就能治好他。当他恢复平衡以后，他会回到芝加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干事业。我不愿嫁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伊莎贝尔是被按照某种方式培养长大的，她接受了灌输给她的那套原则。她并不考虑钱，因为她从来不知道没有了她所需要的一切是个什么滋味，但她本能地意识到钱的重要性。金钱意味着权力、影响和社会地位。男人应该挣钱，是既自然又明白的事情。那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
“你不了解莱雷，我并不惊讶，”我说，“因为我能肯定他也不了解他自己。他不爱讲他的目标，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看不清楚。听着，我不怎么了解他，我只是揣测：他是不是在寻找一样东西，但又不知那东西是什么，或许他甚至还不能肯定这东西是否存在？或许，战争期间他不论遭遇了什么，那件事一直使他不得安宁，让他无法自拔。你不觉得他是在追求一个藏在未知云端里的理想么？就像是一位天文学家在寻找仅仅是数学运算告诉他会存在的星球？”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折磨他。”
“折磨他的灵魂？可能是他有点儿害怕自己。可能是他不相信心灵之眼隐约看到的景像是真实的。”
“他有时给我一种怪异的印象；他使我觉得他像一个梦游者，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想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在战前他正常极了。他可爱的地方之一，便是他对生活有巨大的热情。他迷糊而快活，和他在一起真是开心；他那么可爱那么滑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改变得这么厉害？”
“我猜不出。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会对你产生大得出乎意料的影响。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你的心情。我记得在万圣节，即法国人的亡灵节，我去一个乡村的教堂做弥撒，德国人刚打进法国时，曾到那教堂骚扰过一阵。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身着黑衣的妇女。墓地里有一排一排的木头小十字架，当悲伤肃穆的仪式进行时，女人哭泣，男人也哭泣，我有一种感觉：那些躺在小十字架下边的男人，比我们活着的人好过一些。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一位朋友，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我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后我见到一堆法国军人的尸体，一个压一个地堆着。他们好像破了产的木偶戏班子里的牵线木偶，被凌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角落里，因为他们再也没有用处。我那时的想法和莱雷对你说的完全一样：死去的人显得没有一丝生气。”
我不想让读者以为我在故弄玄虚，隐瞒莱雷在战争期间究竟遇见了什么事情，使他受到如此深刻的影响，以便在方便的时候把秘密说破。我想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不过，多年以后他倒是对一个名叫苏珊·鲁维埃的女人讲了那个为了救他而付出生命的年轻飞行员的情况。我和莱雷都认识苏珊，她对我复述了莱雷的话，因此我只能做间接的转述。我的转述是对她讲的法语进行翻译。莱雷显然和他那个中队里的另一个男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苏珊只知道别人拿那个男孩打趣所取的绰号，莱雷讲到他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伙子，爱尔兰人，我们常叫他帕奇。”莱雷说，“他比我所认识的人都要精力充沛。老天！他真是精力充沛！他的脸长得滑稽，笑起来也滑稽，只要看他一眼你就会笑。他是个冒失鬼，会做一些最疯狂的事情；他老是惹上司发火。他天不怕地不怕，当他九死一生地脱离危险之后，他会笑得满脸开花似的，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玩笑。但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一到空中他就沉着而机警。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比我大一点，把我放在他的羽翼之下；这确实有点好笑，因为我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如果打起架来，我会把他揍得半死。有次在巴黎，他喝醉了，我怕他闹事，就揍了他。
“我进中队之后，觉得有点不能适应，我担心自己不行，但他说几句玩笑话就鼓起了我的自信心。他觉得战争很好玩，他并不恨德国兵；他喜欢打仗，和德国兵打仗使他高兴得要命。打下德国人的一架飞机，他觉得只是个恶作剧而已。他脸皮厚，放肆，没有责任心，但他身上有一种坦诚，使你不禁会喜欢他。他会把自己的最后一分钱给你花，也会花掉你的最后一分钱。如果你感到孤独，想家了，害怕了，我有时就是这样，他看得出来，他那张难看的小脸就会笑得满脸褶皱，他会说出有针对性的话，使你的情绪恢复正常。”
莱雷叭叭地抽烟斗，苏珊等着他往下说。
“我们常常说谎，以便能同时请到假，我们一到巴黎，他就撒起欢来。我们过得太惬意了。3月初，那是在118年，我们得到几天假，我们事先订了计划。我们准备什么都要玩一玩。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我们奉命飞过敌人的防线侦察敌情，然后回报。突然，砰，我们撞上了几架德国飞机。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置身于混战之中了。一架敌机从我后边追来，但我先开火了。我想看看他是否已被击落，这时我从眼角里看到又有一架敌机咬着我的尾巴。我俯冲，想摆脱它，但他像闪电一样冲来，我想我完了；这时我看到帕奇像一道电光向他冲下来，把所有的火力向他射去。他们招架不住，逃跑了，我们返航。我的飞机受了重创，我勉强飞回了机场。帕奇比我先回机场。我从飞机里爬出来时，他们刚把他抬出飞机。他躺在地上，大家在等救护车开来。他一见我就咧嘴笑了。
“‘我把咬住你的那个家伙干掉了。’他说。
“‘你怎么啦，帕奇？’我问道。
“‘噢，没什么。他伤了我。’
“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突然他脸上显出奇怪的表情。他刚明白他要死了，他过去从没有过可能死去的念头。大家没来得及制止他，他已经坐了起来，哈哈大笑。
“‘瞧，我给报销啦！’他说。
“他倒下去，死了。他才二十二岁。他本来打算在战后回爱尔兰娶一个姑娘。”
在我和伊莎贝尔谈话的第二天，我离开芝加哥去了旧金山，然后从那里乘船前往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