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写满了不耐烦和压抑的怒火，我心里毫无波澜。
他越是难受，我越是平静。
他开始抱怨家务“工分制”的荒谬，抱怨带孩子的辛苦打断了他的工作节奏，抱怨这个家变得像个冰冷的计算器。
“莫莉，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他不止一次这样问我，语气里带着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
我只是淡淡地看着他：“我没有闹。
我只是在执行你最推崇的原则——公平，独立，界限感。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他被我的话堵得哑口无言，只能憋着气，继续遵守那些让他抓狂的“规则”。
他以为我只是在用这种幼稚的方式报复他，发泄我的不满。
他不知道，白天的这一切他不知道，白天的这一切，不过是我精心伪装的假象。
是麻痹他的烟雾弹。
当夜幕降临，当他终于被那些繁琐的“AA制”规则折磨得沉沉睡去，或者当他“独立”带娃，把我从育儿重担中短暂解放出来的时候，我的B计划，才真正开始启动。
电脑屏幕幽幽的光芒映照着我的脸，屏幕上是婚姻律师的咨询界面，还有心理咨询预约平台的页面。
白天，我是冷面执行者，用他自以为是的“公平”反击他。
夜晚，我卸下伪装，开始为自己和孩子谋划真正的出路。
我咨询了一位擅长婚姻家事和心理创伤的律师。
律师详细询问了我和梁川的婚姻状况，特别是他那些近乎变态的AA制行为。
律师听完我的描述，语气凝重：“莫莉女士，您丈夫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观念差异了，很可能涉及精神虐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UA。”
PUA？
精神控制？
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
恋爱时，梁川口口声声说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曾经多么吸引我，让我以为找到了灵魂伴侣。
现在想来，那些“独立”论调，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控制的手段？
他用“先进思想”包装他的自私，让我一步步认同、接受，最终陷入这窒息的婚姻牢笼。
律师建议我收集证据，包括梁川转移财产的银行流水，他那些冷漠言论的录音，最好还能有他苛待我母亲的证人证言。
律师的话，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同时，我也开始接受心理咨询。
心理医生是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