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的故事，却来自我的一个朋友。
那年夏天，我和他都只有17岁，正是花的雨季，他自然卷，模样清秀，一双桃花眼仿佛藏着无数星辰，有着全校前三的成绩，我却永远高他一名，就像身高永远高他一头。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却在那个夏天失去了两个男孩的蝉鸣。
蝉鸣穿透图书馆的百叶窗时，江淮的自动铅笔在草稿纸上划出第三道裂痕。
木质桌面上跳动着细碎的光斑，像一群被惊动的银鱼，从他的手腕游向岑夜泛红的耳尖。
他们的影子在《国富论》与《社会契约论》的书脊间交叠成奇怪的几何图形，如同两个被知识困住的幽灵。
江淮数着窗外的蝉鸣次数，这是他在物理竞赛集训时养成的强迫症。
第三声蝉鸣对应着草稿纸上的第三道裂痕，0.5mm的铅芯在再生纸上划出细小的沟壑，像某种隐秘的计数仪式。
他记得三个月前的春分日，也是在这张掉漆的橡木桌前，岑夜用沾着粉笔灰的手指敲响他垒成堡垒的竞赛题集。
